国民政府币制改革：从白银危机到金圆券崩盘的二十年金融变局

时间： 2026-01-26 09:31:31 阅读：487

白银危机下的货币统一尝试（1933年）

1933年3月，南京政府发布《废两改元令》，终结中国延续千年的银两制度。此前，国内货币市场堪称“大杂烩”：银两、银元、铜钱及各类纸币并行流通，仅银元就有“袁大头”“孙小头”“龙洋”等数十种版本，成色重量差异导致交易需多重折算。上海钱庄通过操控“洋厘”（银两与银元兑换率）牟利，仅1928年上海一地就因此产生约2000万银元的隐性交易成本。

此次改革确立银元本位制，要求公私交易一律使用银元，并授权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新银元。至1933年末，全国回收旧银两超2亿两，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效率提升30%。但银本位制的根本缺陷——国际银价波动对经济的冲击——在此后两年暴露无遗。

法币登场：从货币自主到外汇依附（1935年）

1934年美国《购银法案》引发全球银价暴涨，中国半年内流失白银2.3亿盎司，相当于国库存银量的40%。上海投机市场陷入疯狂，1935年1月至10月，棉纱批发价上涨89%，面粉价格上涨103%。

在英籍顾问李滋·罗斯策划下，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闪电推行法币政策：

1. 集中发行权：仅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银行可发钞，回收其他机构发行的1.4亿元旧币；
2. 白银国有化：民间藏银需在3个月内兑换法币，逾期没收，最终回收白银约3.5亿盎司；
3. 外汇本位制：法币与英镑挂钩（1法币=1先令2.5便士），后迫于美国压力增绑美元（1法币=0.2975美元）。

改革初期效果显著：至1936年底，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回升17%，工业产值年增20%。但外汇储备托管英美银行的安排，使中国货币主权实质性让渡。日本对此强烈反对，在华北策动“白银走私战”，1936年天津海关查获走私白银达800万两。

关金券异化：战时经济的扭曲产物（1942-1948）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法币发行量从1937年的14亿元暴增至1945年的5千亿元。为缓解大额交易压力，1942年4月财政部将原用于关税支付的“关金券”投入流通，设定1关金=20法币。这种权宜之计逐渐失控：

至1948年7月，关金券发行总量达1200亿元，成为推高通胀的帮凶。商界流传“上午关金下午废纸”的讽刺，上海永安百货单日调价次数高达6次。

金圆券：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（1948年）

1948年8月19日，农历“鬼节”，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：

• 兑换比例：1金圆券=300万法币，1美元=4金圆券；
• 金银强征：民间需在9月30日前兑换，违者处死刑，收缴黄金167万两、白银888万两；
• 物价冻结：全国商品锁定8月19日价格，上海警察局成立3000人“经济纠察队”巡查。

政策推行40天后，上海库存棉纱减少75%，米店排队超2公里，黑市米价暴涨100倍。南京路商铺用“今日无货”标牌对抗限价，全上海工业用电量骤降60%。至11月10日，金圆券发行量突破20亿限额，蒋介石秘密批准增发限额，物价如脱缰野马：

1949年4月，1银元黑市兑换5亿金圆券，民众用纸币糊墙、烧火煮饭。这场“金融淮海战役”的惨败，加速了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。

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二十年历程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尝试，也是政治力量干预经济的典型样本。从法币初期的短暂稳定，到金圆券的全面崩盘，折射出主权不完整状态下经济改革的先天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