糖葫芦
法庭初期的被动局面
1946年1月19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设立。中国派出梅汝璈担任法官、向哲浚任首席检察官，裘劭恒等法律专家组成核心团队。然而国民政府初期准备严重不足，仅携带少量书面材料赴日，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与日本律师团的反扑下，一度陷入“有冤难伸”的困境。
美国律师的介入加剧了审判难度。根据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，每位被告除日本律师外还配备一名美国辩护人，这些律师常以“程序瑕疵”为由拖延审判，甚至为未直接侵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。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发现，要指控土肥原贤二策划华北自治、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仅凭口述证词难以突破证据链短板。
铁证挖掘：从东京档案室到南京废墟
为扭转局势，代表团开启跨国取证。部分成员留守东京，在盟军总部调阅1927-1945年的日本内阁、陆军省档案，将数百万份文件中的作战命令、电报记录逐字翻译；另一组人员紧急回国，在南京、上海等地寻找人证物证。
关键突破出现在南京大屠杀案。1946年7月，检察官助理高文彬在日本《东京日日新闻》发现记载“百人斩”竞赛的报道，立即将报纸提交法庭。同年10月，幸存者伍长德被秘密护送赴日，当庭展示背上37厘米的刀疤，指认松井石根纵容屠杀。这份结合媒体报道、医学鉴定与幸存者证词的三维证据，成为钉死松井石根的核心依据。
法庭上的正面交锋
东京审判818次庭审中，中国团队四次关键质询奠定胜局：
- 岛本证词崩溃：日军联队长岛本为板垣征四郎辩护时，自称九一八当晚醉酒不知情。向哲浚当即质问：“醉汉如何证明指挥官决策？”法庭当场撤销其证人资格。
- 破解“厚道”谎言：土肥原贤二的美国律师宣称其“为人敦厚”，中国检察官出示1938年《奉天特务机关报告》，其中记载“华南人士闻土肥原之名即色变”，揭穿其“特务之王”真面目。
- 溥仪八日证言：末代皇帝溥仪连续八天出庭，详述关东军操控伪满政权、实施细菌战等内幕，当庭指认板垣征四郎为东北事变主谋。
- 证据链闭环：针对松井石根“未接到屠杀报告”的狡辩，中方出示其1937年12月20日签署的《南京战时纪律条例》，其中明确要求“严肃军纪”，反证其知情不究。
历史天平上的砝码
经过两年半审理，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宣判25名战犯有罪，7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。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书面证据达4,300件，占全部证据量的31%，其中南京大屠杀案举证耗时17天，创单项罪行审理时长之最。
东京审判关键数据
| 类别 | 数据 |
|---|---|
| 开庭次数 | 818次 |
| 出庭证人 | 419人 |
| 书面证据 | 4,300件 |
| 判决书页数 | 1,212页 |
| 中国举证占比 | 31% |
被忽视的幕后战场
在这场跨国司法战役中，技术细节决定成败。梅汝璈发现日本提交的《田中奏折》英文译本存在删改，立即组织团队对照日文原档，修正了37处关键表述；裘劭恒为破解板垣征四郎的“不在场证明”，连续72小时比对关东军调度记录与伪满会议纪要，找出时间矛盾点。
更隐秘的较量发生在证据保存环节。1948年美军计划拆除法庭建筑，经中国代表抗议，最终保留审判大厅并改建为市谷纪念馆，使1212页判决书原件得以传世。这场审判不仅惩罚了战犯，更迫使日本公开30万页军事档案，为历史研究保存了原始火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