虫儿飞飞
在近代，广州民众发起了诸多反抗行动，这些行动深受民间华夷观念的影响。华夷观念源于传统的华夏中心思想，强调华夏文明的优越性与外族的差异性。以下从不同方面来探讨广州民众反抗行动中体现的华夷观念影响。
反抗目的凸显华夷有别
广州民众反抗行动的目的多为维护自身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，这背后是华夷观念中对华夏文明的坚守。例如在抵制外国传教士传教的行动中，民众认为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悖。儒家文化在中国传承千年，构建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，民众担心西方宗教会破坏这种传统秩序，威胁到华夏文明的根基。这种反抗体现出他们在观念上严格区分华夏文化与“夷狄”文化，力求保持华夏文化的纯粹性和独立性。
反抗方式反映华夷之防
民众在反抗过程中常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，如发动大规模的示威、罢工等。这种集体凝聚的背后是华夷观念中的“华夷之防”意识。他们将外国人视为威胁自身安全和利益的群体，通过集体力量来抵御外部威胁。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例子，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，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团结的力量对抗英军。这种集体反抗不仅是对侵略者的武力抵抗，更体现了民众内心深处对“夷人”的防范和排斥，认为必须筑起一道屏障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族群。
宣传动员基于华夷优劣
在反抗行动的宣传动员中，常强调华夏文明的优越性和“夷人”的野蛮性。宣传者会讲述外国侵略者的暴行，将其描绘成违背人伦道德、破坏社会安宁的“蛮夷”形象，与华夏文明所倡导的礼仪、仁爱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宣传方式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对“夷人”的仇恨，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反抗行动中。它利用了民间华夷观念中对华夏文明的尊崇和对“夷狄”的贬低，使民众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并支持反抗行动。
组织架构遵循华夏秩序
广州民众反抗行动的组织架构往往遵循传统的华夏社会秩序。在组织过程中，士绅阶层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，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，承担起组织、策划和协调的职责。这种组织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引领基层社会的结构相契合，体现了华夷观念中对华夏社会等级秩序的认同。士绅们以维护华夏文明和地方利益为己任，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组织民众反抗，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华夷观念在反抗行动中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