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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国民政府以“还政于民”为名筹备制宪国大。然而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会，认为国民党的制宪程序违背政治协商共识。1946年12月25日，国民党联合青年党、民社党及部分“社会贤达”单方面通过宪法，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此举为“戡乱救国”的必要步骤。
这场制宪本质是国民党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工具。宪法起草过程中，蒋介石多次亲自删改草案，确保总统职权最大化。美国驻华观察员曾评价：“这部宪法的民主外衣下，包裹着专制的内核。”
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共14章175条，形式上采纳“五权分立”“主权在民”等原则，但实际条款为蒋介石集权留下空间：
总统职权凌驾五院
宪法规定总统统率军队、公布法律、发布紧急命令，并可任免行政院、司法院、考试院正副院长。立法院虽名义上监督行政院，但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党团实际控制立法议程。1948年“行宪国大”更修宪赋予总统“紧急处置权”，使其可绕过立法院直接决策。
国民大会的虚化
国民大会名义上代表“主权在民”，但每6年召开一次，无常设机构。总统不仅无需对国民大会负责，还可主动召集会议，将其变为御用表决机器。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时，国民大会代表由国民党操控选举产生，合法性备受质疑。
中央集权与经济控制
宪法虽标榜“省县自治”，但实际施行中央集权，重要人事与资源由蒋介石嫡系把控。经济条款强调“节制资本”，实则维护官僚资本垄断，如规定矿藏、公用事业归国家所有，为四大家族控制产业提供法理依据。
宪法实施后，蒋介石通过三项机制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：
动员戡乱体制
1948年颁布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，冻结宪法部分条款，赋予总统无限期连任、调整中央政府组织等特权。学者指出，此举使宪法成为“装饰性文件”。
党国一体渗透
国民党以“以党领政”名义，通过中常会决议干预政府决策。例如，1947年“二二八事件”后，蒋介石以“戒严”为名直接下令镇压，绕过宪法规定的司法程序。
军事主导决策
蒋介石以“三军统帅”身份掌控国防最高委员会，重要政策均通过军事会议决定。1949年迁台后，更以“战时状态”为由长期维持戒严，直至1987年。
合法性争议
中共与民盟始终拒绝承认该宪法，称其为“伪宪法”。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明确废止“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”。
台湾时期的延续
退守台湾后，国民党继续以“中华民国宪法”维系“法统”，但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否定了其代表中国的合法性。
宪制与现实的矛盾
宪法第四条称“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”，但实际管辖仅限台湾地区。这种矛盾成为“台独”与“统派”博弈的焦点。
《中华民国宪法》的制定与实施，揭示了国民党政权“宪政”表象下的专制本质。其制度设计不仅为蒋介石个人统治服务，也为两岸长期分裂埋下伏笔。这部宪法的历史命运，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切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