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西政权崛起：张献忠成都称帝始末与争议

时间： 2026-01-25 18:30:19 阅读：653

称帝始末：从流寇到“大西皇帝”

1644年11月16日，张献忠在成都举行登基大典，建国号“大西”，改元“大顺”，定都成都（称西京）。这一举动标志着其从流动作战的农民军领袖向政权统治者的转变。

张献忠的称帝计划早有预兆。1643年攻占武昌时，他自称“大西王”，设立六部官职，铸造“大顺通宝”钱币。入川后，其军队以“澄清川狱”为旗号，先后攻克重庆、泸州等地，最终以奇袭战术攻破成都。据《五马先生纪年》记载，成都守军因畏惧张献忠“黄虎”之名，部分士兵开城投降，加速了明蜀王政权的崩溃。

统治策略：铁腕与矛盾的共存

张献忠的统治呈现“暴力震慑”与“制度建设”的双重特征。一方面，他颁布严苛法令：“擅自招兵”“擅取妇女”者处死，并开科取士笼络文人，录取30名进士充任地方官。另一方面，其军队以“剁手计功”统计战果，对反抗者实施集体屠杀，导致川地人口锐减。

政权合法性构建上，张献忠采取了两项特殊举措：

1. 攀附历史符号：途径梓潼七曲山时，宣称山神庙供奉的张姓神祇为其先祖，追封“始祖高皇帝”并修缮庙宇；
2. 分封制衡：四位养子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分封“四王”，分别负责征伐山东、西藏、云南、蒙古，试图构建扩张蓝图。

争议焦点：屠川事件的历史迷雾

大西政权最受争议的是其在四川的大规模杀戮。据《纪事略》记载，1645年7月，张献忠采纳谋士汪兆麟建议，在成都实施屠城，“先杀男子，后逼妇女投江”，死亡人数据称达“四五百万”。此后又通过“特科考试”诱杀乡绅、医卜僧道等群体。

目击者傅迪吉在回忆录中描述：“河岸尸堆数层，兵士以剁手掌、割耳鼻为记功凭证”。现代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段血腥历史——彭山江口出土的兵器、断肢遗骸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。

史学界对屠川动机的三种解读

• 报复论：张献忠早年经商受川人欺诈，埋下仇恨种子；
• 战略论：为消除潜在反抗力量，确保后勤安全；
• 心理崩溃论：军事压力导致其试图通过屠杀“灭口”隐匿身份，转型为商人。

政权崩溃：从“西京”到凤凰山溃败

大西政权的稳定仅维持两年。1646年，清军豪格部入川，张献忠率军北上迎战。11月27日，其在西充凤凰山遭叛将刘进忠指引的清军突袭，中箭身亡。残部由孙可望率领转战云贵，最终归附南明永历政权，成为抗清主力。

张献忠死后，成都“市面萧条，百物腾贵”，江口沉银的传说开始流传。2017年考古队在岷江发掘出“蜀世子宝”金印、兵器等文物，证实了“沉银藏宝”的真实性。这些遗物既见证了大西政权的短暂辉煌，也成为其暴力统治的沉默证物。

历史余波：从农民军到南明支柱

张献忠虽亡，其军事遗产深刻影响了明末战局。养子李定国后来成为南明支柱，两蹶名王（孔有德、尼堪），一度扭转抗清局势。而“屠川”导致的劳动力真空，迫使清初实施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政策，重塑了西南人口结构。